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如何缓解制度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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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静   GrizzlyBearInstitute


国有企业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国有企业走出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要求。但是传统世界强国的跨国公司大部分都是私有企业,很少有国有企业。那么中国的大量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是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特殊挑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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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The Economist

笔者就这些问题和合作伙伴一起进行了深入研究,利用中国上市公司1992到2009年对外投资子公司的信息进行研究,发现很多有趣有意义的结论。

首先笔者想讨论一下国企在中国对外投资中的重要性。虽然相对于2010年而言,国企在2015的跨国并购的项目数比例有所下降(2015年的498个跨国并购活动中国企占有23.5%,2010年的267个跨国并购活动中国企的相应比例是45%),就交易额而言,国企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亦是不争的事实,从2010年到2015年,国企的成交金额从389亿美金升至528亿美金,而私有企业的跨国并购金额从46亿美金升至349亿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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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rce: Dealogic


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有哪些优势和劣势呢?中国政府从2001年开始正式推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政策,给予有对外投资意愿的企业大力支持,尤其是有投资意愿的国有企业,这些支持主要体现在资金上,比如低息贷款。同时,中国政府也给予国有企业外交上的帮助,帮助企业和投资目的国建立关系,给企业创造投资机会,帮助企业应对投资目的国的政治风险 (详细内容可参考 “国家关系对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一文)。

可是国有企业的这些优势也是双刃剑,可能会成为其跨国投资中的障碍。比如说,政府的低息贷款可能会被国外同行用于游说当地政府的依据,美国国会议员在2005年提出反对中海油购买美国的Unocal石油公司,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中国政府的低息贷款造成中国企业的优势,这是一种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应该被抵制。再比如,国有企业当中的国有股份可能会给国企的跨国投资增加难度,因为目的国可能会有国家安全方面的顾虑,他们不愿意中国政府控制的企业来购买他们国家的企业,尤其是购买高科技和能源类公司。加拿大政府虽然在2012年批准了中海油购买加拿大的尼克森公司,当时的总理哈珀在批准后立刻表示近期不会再批准外国国企购买当地能源类企业的大额交易。

我们的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确存在优势,相对于私有企业而言,国企往往会使用价格高、风险高的并购模式。但是,国企使用并购模式(相对于绿地或者创建模式)在投资目的国往往会受到更大的阻碍,比如在美国,跨国并购是要经过专门的委员会的批准,程序复杂。我们发现,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国企也采取一些灵活务实的举措,他们往往会降低在并购企业中的所有权,以减少政治阻碍。一般来说,对并购企业没有形成绝对控股便不会引起当地政府的过度重视,这就是企业用少的股份来换取当地合理性的一种战略。

我们还进一步发现,如果投资目的国存在大量的高科技产品和专利,国企就更不愿意选择并购模式,而是更愿意使用绿地模式,如果是使用了并购模式,国企购买的股份会更低一些。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国企在购买国外高科技企业遇到的政治阻碍会更多,当地政府不愿意拱手相让他们的高科技产品和专利,不愿意就此失去国家竞争优势,所以对于国有企业在这方面的购买格外警惕,设置的障碍格外多。这些问题笔者会在以后的文章中做出更详尽的阐述。

另外,我们发现在法制健全的国家国有企业如果采用了并购模式,他们自身也愿意牺牲股份。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一般崇尚市场经济,他们对于国有企业这种经营模式持怀疑态度,那么国有企业的合理性就会受到挑战。为了换取经营的合理性,国企更愿意减少在并购企业里所持有的股份,以合作伙伴的身份加入到被购企业的经营管理,则更容易得到当地企业和政府的认可。

我们的研究结果对中国政府的启示就是对于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扶持的同时,要充分考虑投资目的国制度层面的因素。企业在海外生存和繁荣发展不仅仅取决于是否拥有雄厚的资金,更多的时候是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在当地不同的stakeholders(包括政府机关、员工、非盈利机构、环保主义者等等)当中取得合理性(legitimacy),而这种合理性主要取决于企业的行为是否和当地的法规、文化、理念、行为准则具备一致性。国有企业在这些方面面临的挑战格外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多地方需要学习。我们灰熊研究院一直很关注中资企业海外投资活动,希望我们的研究会帮助更多的中资企业在海外扎根。

以上文章的主要内容摘自:Klaus Meyer, Yuan Ding, Jing Li, & Hua Zhang. (2014). Overcoming distrust: How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dapt their foreign entries to institutional pressures abroa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5(8): 1005–1028.